[转帖]朝圣梅里雪山：十万余人的转山之路

　　2003年10月下旬的某一天傍晚，夕阳的余晖洒落在羊咱吊桥上，我沿着摇摇摆摆的桥走过澜沧江，想看看这些在对岸的公路上紧紧临江停放的卡车挂的是哪个省的牌照……它们有的来自四川、云南，也有是从西藏、青海、甘肃赶过来。

　　藏族人在不同的属相年都要朝拜一座特定的神山，羊年特定要转山朝拜的就是位于云南省与西藏自治区接壤处的梅里雪山。2003年时值“羊年”，更是藏历年中60年一轮回的“水羊年”，“到梅里雪山转山朝拜”自然是这一年中整个藏族地区最重要的事了。

　　10万余人的转山之路

　　羊咱是梅里雪山脚下的澜沧江边公路上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一条从德钦县城至雁门乡的土路紧靠着澜沧江峡谷的崖壁傍江而建，它的宽度不到10米，却是在这段峡谷中最为开阔的陆地空间了。然而，那一天我看到十多辆或临江、或紧贴崖壁停放的东风卡车使它的空间一下子少了一半，剩下的另一半路面上则充满了围成一圈一圈席地而坐的人，就像是许多奥运会的五环图案连在一起一样。这些圈内之人丝毫不受圈外穿来串去的小孩和骡马的影响，都有滋有味地喝着茶呢。一辆刚刚到达的卡车上站立起男女老少几十人，正在往车下跳，或者忙着把行李扔到地面上，另一辆路过的中巴车上的驾驶员使劲地摁着喇叭想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来……

　　当天羊咱公路上的情形一片混乱，却也是几个月来我每天下午司空见惯的情形。不用问，身上穿着露出一只胳臂的黑皮袄、手中端着木碗酥油茶的就是最地道的藏族，而那些挂着西藏、青海、四川等省区牌照的卡车，则告诉你几乎整个藏族地区都有人来了。到达梅里雪山脚下的羊咱，才仅仅是漫长转山朝圣路的开始。转山朝圣者乘车到达羊咱吊桥时，多已近黄昏，所有的外转山者都在吊桥旁边的公路休息一晚，次日一早才从羊咱吊桥上走过澜沧江，沿着这条小路开始正式的转山。

　　一位头发已经霜白的藏族老人，一只手拄着拐杖，一手摇着小转经筒，站在江边久久地望着对岸山坡上的小路。我们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曾经无数次地开车到青藏高原上去探险，对滇藏公路的难行与长途乘车的辛苦有着深切的体验，然而，我并没有在这位老人脸上看到那种长途旅行之后的疲惫，相反，我看到的是一种兴奋——每个人的脸上都呈现出一种即将开始进行盛大宗教活动的兴奋。

　　越是贫穷的藏民越爱转山，即使要花掉自己一两年的积蓄甚至死在转山路上都在所不惜。

　　人群的嘈杂声中一阵婴儿的啼哭声钻进我的耳朵，寻声望去，一位坐在行李堆上的的藏族妇女定住了我的目光。这位妇女身旁站着两个小男孩，其中大的看上去也就三四岁模样，似乎是他把弟弟打哭了，但仔细一看，我才发觉啼哭声是来自这位妇女的皮袄里裹着的婴儿。婴儿很幼小，脸上那种初生孩子特有的皱褶都还没有生长开来，从哭声判断是饿极了。

　　据我们设在羊咱的调查机构统计，2003年前来梅里雪山转山朝圣者的人数达到了10万余人。这是因为在藏族同胞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在羊年转一圈等于在平时转13圈，水羊年的一圈则抵得上平时的60圈。很多人都转2到3圈，一圈为自己，其他几圈为朋友或家人，也有人花钱请当地藏民代替不能来的亲人转山。转山活动分为“外转”和“内转”两种，前者是围绕整个梅里雪山转行一圈，约需用时6至9天；后者仅对梅里雪山的部分地区进行转行朝拜，大概要2到3天的时间。

　　贫穷与信仰

　　说实话，我几乎没有碰到过富裕的人来转山，来者大都是经济贫困地区的藏民，他们来一次可能要花费自己一两年的积蓄。

　　曾经碰到一家从四川甘孜州赶过来的藏民，是一对父母带着一个17岁的男孩和一个14岁的女孩。和他们的父母一样，孩子们也毫不犹疑地深深信仰着自己的宗教，他们为这次转山已经准备了两年的时间。一般而言，来转山的人都要准备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没有谁是临时决定来转山的。这家藏民在2002年的“马年”中，已经去朝拜了位于藏西南阿里地区的冈仁波齐山，2003年他们抵达梅里的时候，钱已经花光了，只好去帮别人背行李，陪人家转山。

　　像他们这些从高原地区下来转山的藏族人被云南当地的藏民称为“阿觉娃”——这是一种略带贬义的称呼，就好像我们曾经把外国人叫作“老外”一样。当地人很看不惯这些外省人，觉得他们不爱护环境，吃喝拉撒都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每天早上，我都会发现我们在羊咱的办公地点周围被那些转山的人弄得像个垃圾场一样，因为他们都是在路边露天休息、吃喝和便溺的。但我们从来不说他们脏，因为在那些藏民看来这种说法是一种侮辱，其实他们自己也并不是恶意地要污染环境，因为通常在一大片草原上就一家藏民，他们的思想意识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公共的概念。

　　转山路上到处都扔着一些方便面的袋子，被父母带着来转山的小孩喜欢干吃方便面和一种装在塑料管里的掺了色素的冰水，这些东西大多买自羊咱的小商店。转山的人越来越多，羊咱又是必经的入口，当地云南藏族在桥附近建了几座木头房子，出售食物给转山的人。在转山路上也有4、5个地方卖干粮，都是当地人背着东西过去临时搭的摊点。吃着这些杂牌的方便面和劣质冰水，转山的人也并不以为苦。

　　西藏的魅力也正是在于此：在藏民的意识里，自己不是为今生今世而活着。他们相信在特定的时候转特定的神山，死了之后会升天。宗教是他们最重要的事情，越落后的地区对宗教具有越深厚的信仰。实际上，在那么恶劣的生活环境下，如果没有宗教，这个民族也是难以生存下去的。

　　以往我们多次到青藏高原去探险，在牧民的帐篷喝了人家不知多少酥油茶，这次终于可以还一还这个人情了！2003年，我们在羊咱每天都打10斤左右的酥油茶送给来自整个藏区的转山客免费饮用，只是，给这么多的茶客不停地打酥油茶也的确是件不容易的活计。

　　之所以有这个回报藏民的机会，是因为在德钦县云岭乡境内的羊咱既是外转山的起点和必经之路，也是我们实施“梅里雪山转山调查项目”的驻地。迄今为止，无论是官方或是学术界对于藏族这种大型的神山朝拜活动都缺乏系统的调查与研究，所以（香港）中国探险协会会长黄效文决定利用“水羊年”的梅里雪山转山活动对此进行一次系统和综合的调查。而且如果你要对藏区做调查的话，现在整个藏区的人都来到了你的面前，你不必费时费力跑遍各地;如果你想对整个藏区进行一次保护野生动物的宣传教育，这当然也是最好的机会，因为你在这里发出的信息将被这些转山客带回到整个青藏高原。总之时机非常难得，下一次要再做这样一个规模的调查得等上60年！

　　调查项目从修葺羊咱吊桥开始，这座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60多米长的吊桥仅在80年代修缮过一次，桥上的木板不仅破损严重，而且没有护栏，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转山者从桥上经过，如果再不修葺后果将难以想象。探险学会为吊桥更换了所有的木板，增加了护栏。

　　2002年我们在藏西南冈仁波齐转山时，亲眼看着两位转山者由于疾病和劳累死在转山途中。我们不愿意在水羊年的梅里转山途中再次出现缺医少药的现象，于是在羊咱吊桥的西岸建了一座卫生所，备齐了足够的药品，乡里的卫生院派来了两位医生配合，一个为远道而来的转山者提供紧急医疗救助的卫生所就这样诞生了。从2003年的6月9日我们的小卫生所开张，至10月30日的144天当中，卫生所共为来自云南、西藏、四川、青海等省区的3674名转山者和社区居民提供了医疗服务，平均每天接待病者26人，接待病人最多的一天为57人。

　　2003年羊年的开春之后，通往梅里雪山的公路不再受大雪的隔断，第一批到达梅里雪山的转山者是那些紧邻云南德钦县的西藏和四川的几个县的人，我们的几位德钦当地藏族工作人员对翻译工作很得心应手；随着时间的推移，转山者的来源地越来越远，西藏的昌都地区、那曲地区，青海玉树等地区的转山者多了起来，语言上的差异越来越大，工作人员在与之交谈沟通时也不再那么轻松，他们开始不得不使用肢体语言来补充口头表达上的不足。

　　有很多人来转山却回不去了，我就亲眼目睹一个28岁的姑娘死在转山路上，这让我觉得很难过，但那些虔诚的信徒认为死在朝圣路上是幸福的事情，所以我们从来不主张干涉他们，对他们的信仰和行为持尊重的态度，只是尽力提供人道主义的帮助。

　　如果一定要说我们对他们有影响的话，就是提倡他们保护野生动物——我们做了一种54张的扑克牌，印上最珍稀的野生动物的图像送给来转山的藏民，希望他们参与保护动物，尤其会多给那些开卡车的驾驶员几副，因为他们将更多接触到野生动物，而且他们的信息扩散能力较强。

　　卡瓦格博不是梅里雪山的主峰

　　沿214国道由南进入德钦县，会看到一列雄伟的白色巨大山系扑面而来，梅里转经主要围绕的就是这群以卡瓦格博为首的雪山。然而，这些山体与山峰的名字和其所指的位置与范围是众说纷纭的，至少我发现有两种不同的描述。

　　习惯上，很多人将这一列山群统称为“梅里雪山”，那些一个接一个的高大山峰被称之为“太子十三峰”，包括“念旨姆”、“五冠峰”和“卡瓦格博”等，其中海拔最高的卡瓦格博峰被认为是梅里雪山的主峰。一些旅行社的导游会这样向你讲解，许多介绍梅里雪山的文章、甚至一些学术性的文章也都是这么写的。但实际上，如果你去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云南省志·地理志》或是当地的《德钦县地名志》，再或者去询问一些土生土长的当地藏族人，他们会告诉你：“这列北南走向的巨大山系是由梅里雪山和紧紧相连的太子雪山组成；卡瓦格博并不是梅里雪山的主峰，而是太子雪山的主峰；梅里雪山的主峰是海拔5229米的说拉曾归面布峰。”《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云南省志·地理志》第223页明确地写出了梅里雪山的范围是位于北纬28°33,-28°41’、东经98°33,-98°47’；太子雪山的范围是北纬28°12’-28°33’、东经98°30,-98°52’。

　　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地貌学家或地名学家，即使被认为“不够专业”，也没什么大错。香格里拉人是最友善和大度的，作为访客，只要你不是指着念旨姆峰说它比卡瓦格博峰高，其他就算是张冠李戴的错误，香格里拉人也仅是微微一笑表示可以理解。但是，有一个人恰恰就犯了这个错误。

　　前《美国国家地理》记者、地理学家——美国人约瑟夫·洛克博士在上世纪早期在云南西北部生活了很长时间，写了许多关于云南的文章。其中发表在1926年8月出版的美国《国家地理》上的一篇文章里，洛克博士写道：“念旨姆的海拔高度比卡瓦格博还高，是这里最高的山峰。”而多年后的科学测量证明了卡瓦格博是云南的最高峰。同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资深记者出身的黄效文曾经专门写了一篇题为《约瑟夫·洛克遗下的阴影》的文章，指出洛克博士犯下的这个错误。

　　世界上最瞧不起登山队的村庄

　　人类登上地球上海拔8000米高度的历史已经有50多年了，在这半个多世纪中，尽管登山家们一座接一座地“征服”了世界上10多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在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中付出了一条又一条的性命，然而，海拔6740米的卡瓦格博峰至今也没有成为他们的战利品。相反，卡瓦格博在1991年的最后几天成了人类登山史上第二大山难的发生地。一支由6名中国人和11名日本人组成的中日联合登山队在攀登卡瓦格博峰时不幸全部遇难，这就是著名的“梅里山难”，也是梅里雪山最后的一次登山活动。

　　不曾想10年后的一天，我在明永村见到了这支登山队的遗物。明永村是沿着卡瓦格博东坡的山谷发育而下的明永冰川下面的一个藏族村子。我不知道是村子因冰川而得名，还是冰川因村子而得名。

　　2000年元旦之夜，我与黄效文等同事到明永冰川旁度过了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个生日。次日午后休息之余，我们到明永村里的一户藏民家串门。正与主人聊着，我忽然间发现这户人家的牛圈门是用一段登山绳拴着的，还有一个登山扣被用来当作了门锁；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再熟悉不过——这价格不菲的绳子是用来拴命的，可不是用来拴牛圈的！

　　追问之下，主人家18岁的大儿子说这些东西是他以前上冰川找牛时发现的，小伙子还从屋子里拿出了当时他一同捡回来的东西：一把登山镐、一个写有“松本”字样的双肩登山包、一个对讲机，两只攀冰鞋和一副没有了镜片和腿的眼镜架。我望着这些物品，想起那些至今仍安息在冰川里的勇士们，悲伤之情油然而生，同时这位年轻的藏家牛仔的登山水平也令我肃然起敬。我在那天的日记里写道：“明永村可能是世界上最瞧不起登山队的村子了，从1902年起，他们就接待过不少的登山队，那些人来时都高昂着头，下山走时无不是低着头出村的，而最后的这支登山队再也没有下山来……”